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(2)

2020-06-11 P元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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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认为,自由市场经济是不稳定的,它会不断产生反覆循环的繁荣与萧条,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以维持稳定成长。虽然自由主义者不赞同这种说法,但仍认为政府应该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,这个制度应该有别于柏拉图式的纯粹金本位制,也不应该将裁量权交给中央银行,要如何在政府建立货币制度的同时,限制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裁量权,显然是非常困难的问题。

过去,人们尝试过很多种货币制度,最早出现的是「商品本位制」,也就是以某种实物商品作为货币,例如黄金、白银、铜、丝绸。纯粹的「商品本位制」是个稳定的货币架构,且不存在政府介入的空间,但如果能以一张承诺支付的凭证 (纸币) 代替商品货币,显然能节省很多成本。然而,纸币不仅是信用制度的开端,也提供政府干预货币制度的空间,这是「商品本位制」所面临的最大难题。

在 1879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,曾经实施某种「金本位制」,非常接近理想中的制度。然而,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,这套制度显然是糟透了!在 1873 年「金本位制」法案通过后,原本具有货币功能的白银突然被降格为一般商品,导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,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。

支持白银自由化的「白银派」认为,美国的黄金存量尚且不足以支撑经济,应该恢复「金银複本位制」,解决货币供给不足的问题。经过多年抗争,美国终于在 1890 年通过《购银法案》,规定财政部每年要收购 450 万盎司的白银,这是「白银派」的大胜利!然而,当时美国财政部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,因此《购银法案》在 1893 年被废止,到了 1896 年 McKinley 当选第二十五届总统,确立了金本位制。

从美国货币史,看得出美国曾经为「金本位制」付出惨痛的代价,而「商品本位制」最大的缺点,就是要花费许多资源来生产货币,而且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会受限于该商品的产量,当商品产量跟不上经济成长时,就会陷入通货紧缩。

然而,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授予政府完全掌控货币政策的权力,在 1930 年 11 月,一连串的银行倒闭事件导致许多银行面临挤兑,并在 1930 年 12 月 11 日美国银行 (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) 倒闭达到高峰,之后银行体系落入流动性陷阱,每一段时间就会有具指标意义的银行倒闭,掀起新一波挤兑潮,这段期间货币供给持续紧缩。

到了 1931 年,美国为了解决黄金外流的问题,竟然大幅调升利率,虽然阻止了黄金外流,却使得国内货币紧缩的问题更加严重,总计 1931 年 8 月至 1932 年 1 月,约有十分之一的银行倒闭,商业银行体系的总存款量也下降 15 %,银行挤兑与倒闭件数戏剧性攀升,爆发经济大恐慌。

由此可见,如果让少数人掌握权力,当他们决策错误时,就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较可能的解决方式,是立法制定货币管理準则,削减政府在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,并根据特定目标进行管理。

接着来谈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。在「金本位制」下,逆差国的黄金将会外流,导致国内货币供给减少、物价下跌;另一方面,顺差国将会有黄金流入,导致货币供给增加、物价上涨。根据以上调整机制,逆差国的商品价格会变得更有竞争力,并降低该国人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度,进而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。

在现今的贸易体制下,黄金的地位已经被美元所取代,虽然前段所述之调整机制仍然存在,但各国政府会对其货币政策加以干涉,使得调整机制无法顺利运作。美元的流动就如同过去的黄金,但各国政府有决定货币供给量的权力,除非该国愿意放任货币供给随着外汇存底变动,并愿意引发通货膨胀,否则美元流入不完全等于货币供给增加,通货膨胀的调整机制也因而失灵。

另一种调整机制是改变汇率,使得逆差国与顺差国的商品价格趋于一致,改善贸易失衡的情形。然而,只有完全自由的外汇市场才能触发调整机制,在亚洲国家普遍採取汇率管制的情况下,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将无法透过改变汇率获得解决。

只有两种机制能完全符合自由贸易的需求,一种是纯粹的金本位制,另一种是浮动汇率制度。然而,正如前面所述,纯粹的金本位制根本不可行,我们只能仰赖浮动汇率制度能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。

许多人认为,浮动汇率制度意味着「不稳定的汇率」;傅利曼则认为,对于採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来说,汇率不稳定是经济不稳定的病徵,若要彻底解决汇率不稳定的问题,必须从病灶下手,而不是治标不治本。近年台湾央行对汇率实施更严格的管制,或许也反映了彭总裁对台湾经济不稳定的忧心,我们该抨击的对象并不是台湾央行,而是无能促进台湾经济健康发展的政府。

近年某些政党指出两岸贸易开放是台湾低工资的元凶,认为中国劳工薪资水準较低,将吸引企业前往中国设厂,导致台湾劳动市场供过于求、薪资水準降低。若以傅利曼的理论来思考这个问题,会发现这种论述毫无根据,部落客元毓在「不着边际的笔战」一文,有非常精彩的论述。

再从汇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,会发现两岸劳工薪资的相对高低,完全由新台币兑人民币汇率决定,假如两岸贸易开放会拉低台湾工资,反映的是新台币兑人民币汇率相对高估,因此必须透过调整名目薪资来达成平衡。另一种达成平衡的方式是让新台币贬值,就能在不降低名目薪资的情况下,使得两岸劳工以第三国货币衡量的价格相等,但这种情况必须牺牲新台币的实质购买力。

然而,我们已经清楚看到,自由贸易与浮动汇率将会带来的种种好处,是政府管制所无法替代的。

最后讨论财政政策。近年常见的说法,是将财政支出视为稳定经济的平衡轮 ── 在经济繁荣时缩减支出,并在经济萧条时增加支出,以缓和景气循环的变动。然而,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,若回顾台湾过去三十年的 GDP 与政府支出成长率,会发现政府支出比 GDP 更不稳定 (详见【图一】),且两者的相关係数只有 0.2,可见政府支出对于缓和景气循环毫无帮助。

【图一】台湾 GDP 与政府支出成长率 (百分比)

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(2)

支持透过政府支出缓和景气循环的理论基础是凯因斯学派,他们假定政府借钱对其他支出面没有影响,在两种前提下,这种假设可以成立。

首先,民众必须完全不在乎持有的是政府债券还是货币,所以政府无须以更高的利率借钱,以凯因斯学派的术语来说,这种情况称为「流动性陷阱」,意即民众拿「闲置资金」来购买债券。假如这种情况不成立,则政府需要保证支付更高的利息才能借到钱,连带影响到其他借款者的潜在支出计画,两者的行为将会相互抵销。

假如现实不符合前述情形,只要符合第二项条件,凯因斯学派的假设仍然成立,就是借款者不论利率高低仍坚持原先的支出计画,但这种情形显然不多见。

过去几十年来,真正出现「流动性陷阱」,需要透过政府支出来救援经济的情况,恐怕只有在 2008 年发生的金融海啸。但即使在其他较缓和的经济衰退,政府以提振经济为由提高支出的情形仍非常频繁,但实际效果正如同前面所述,对缓和景气循环毫无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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